当前位置:首页 > 风险管理 > 理论研究 >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风险与政策支持

理论研究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风险与政策支持

来源:《中国市场》发布时间:2012/12/3 9:41:14

摘要: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引进来”阶段、加入“世贸”走出去加速期与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海外投资阶段。通过对美、德、日等发达国家“走出去”的研究与分析,认为企业超前、长期的战略及不求控股策略是其“走出去”的成功经验,教训是对收益前景过于乐观而风险估计不足。美国企业“走出去”重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开拓国际市场时不计短期利益,严格要求知识产权保护。德国的对外投资以发达国家和制造业为主要对象,多以自有资本为主,企业杠杆率比较低,投资项目控股程度高,大企业和大项目占绝对优势。美、德、日均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国家层面的支持。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是ODI汇兑管理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取消ODI汇兑限制,实行登记管理,可兑换程度与FDI相当;国企、民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并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存量,流量,经济增长

2008年至今,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海外资产估值较以往偏低,海外“抄底”机会来临,我国进入大规模海外投资阶段。在现阶段讨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和趋势,并对国际经验和中国经典案例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介绍当前我国对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支持,提出企业“走出去”应注意问题和应遵循原则,最后强调以平常心看待“走出去”的重要性。

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和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2000年,我国主要处于“引进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0DI)规模较低,累计对外投资不足300亿美元;2001年至金融危机前,我国首次将“走出去”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同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走出去”进入加速期。如图1所示,200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次超过百亿美元;2008年到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海外资产估值较以往偏低,海外“抄底”机会来临,我国进入大规模海外投资阶段。其中,2008年投资规模比1980年到2005年的总和还多。截至2011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3642亿美元,涉及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

 

1  中国企业“走出去”每年对外直投流量

资料来源:商务部统计数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CICC对外直接投资指我国国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设立、参股、兼并境外企业,拥有该企业10%或以上的股权,并以拥有或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

 

2  2010年中国对外直投与全球主要国家地区流量对比

资料来源:商务部《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

 

3  2010年中国对外直投与其他国家存量对比

资料来源:商务部《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

1  ODI四个发展阶段

阶段1

人均GDP400美元

吸引外资≈0;对外投资≈0

阶段2

400美元—2000美元

吸引外资>0;对外投资≈0

阶段3

2000美元—4750美元

吸引外资>对外投资>0(净流入)

阶段4

人均GDP4750美元

对外投资>吸引外资>0(净流出)

 

4  中国人均GDPODIFDI的比重

但是,与美、英、德等老牌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流量还是从存量来看,中国都是“走出去”的后发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最近才成规模。如图2所示,从流量看,2010年,美国海外投资3000多亿美元,德国也有1000多亿,而中国只有688亿美元。如图3所示,从存量看,截至2010年,美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存量有4万多亿美元,英国16万亿,德国14万亿,说明这些老牌的发达国家在海外投资的累计量还是比较大的。相对美国、英国、德国,到目前为止,中国现在在海外企业投资累积只有3000多亿美元,所以从存量上看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与老牌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但是借鉴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ohn Dunning1981)的理论,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空间很大。如图4所示,邓宁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四个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越高,ODI净额越大。当一国人均GDP达到四五千美元时,该国“走出去”的速度会加快。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一点是适用的。由图4的中国人均GDPODIFDI的比重可知,我国人均GDP 5414美元,剔除通胀等因素影响,当前处于ODI大幅增加时期(邓宁理论中的第三阶段),未来发展空间很大。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走出去”的机会。一是欧美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接受并购和国际化的意愿增强。二是市场估值水平显著下降。如图5所示,当前全球发达市场股票估值水平虽然不是最低,但也算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阶段。尽管ODI不是投资到国外股市二级市场,但不管是兼并重组还是新项目ODI都是与股市估值相联系的。三是国外监管层对中国资本态度总体上是友善的。

全球化提供了“走出去”的契机,而我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为“走出去”提供必要保障。在重工业化发展使国内资源供给紧张后,“走出去”向海外寻求资源就成为了当然的战略选择。从“走出去”的构成来看,由于我国不管是能源还是铁矿石或其它金属等都比较缺乏,是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国,所以对很多企业来说,“走出去”的初衷是为了获得资源。如图6所示,2000年以来,按交易目的统计,有51%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资源为主要目的。

随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将更加注重获取先进技术、品牌、市场和进行产业链整合等,“走出去”将由单一的资源需求,向多元化目标过渡。如图7所示,当前中国的比较优势包括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成熟优廉的制造能力和相对富裕的资本,这些都是企业“走出去”可以使用的要素禀赋。通过“走出去”,我们不仅可能获得一些资源、还能获得国际先进技术和市场、整合产业链、获得财务投资收益,同时分散和对冲风险。

 

5  全球发达市场股票估值水平(MSCI ROE-Adjusted P/E)

资料来源:Cambridge Associate

 

6  2000年以来按交易目的分类的ODI构成

资料来源:DeallogicCICC,上述按交易金额统计分类。

 

7  未来“走出去”的多元化目标体系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是一个在过去30年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也应该是投资回报最好的国家,完全可以投中国自己,为什么还要“走出去”?其实,我国民间和国有部门的投资大部分还是投在中国了,之所以要“走出去”是考虑到外汇储备这块金融资产要走出去,同时中国企业也开始意识到走出去的重要性,而且从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以及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必要的。

以非洲为例,非洲最需要的是桥梁、隧道、铁路、高速公路、水网电网、移动通讯设备等基础设施,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比较优势,能够最有效地建设基础设施。欧美在很多年以前,也有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很多的桥梁专家、隧道专家。但是,他们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在五十年甚至更早以前进行的,当年参加建设并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已经退休,而对发达国家新一代工程师来说,由于当前没有太多大规模的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专家也就不多,他们的设计理念和经验也不一定适合非洲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现成的桥梁专家、道路专家、电网专家很多,生产能力和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非常强,因而“走出去”的竞争力也很强,竞争优势非常明显。

从“走出去”的区域来看,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走出去”第一步往往是香港,而亚洲(包括澳大利亚在内)是其海外收购交易金额中占比最大的区域。根据2010年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交易金额的地理分布,亚洲地区占比为59%,北美为25%,欧洲为10%,非洲及南美仅占6%(见图8)。未来中国海外收购覆盖区域会不断扩大,将逐渐向欧美等拥有先进技术、品牌和市场的区域扩张。

从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主体来分析,国有企业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如图9所示,截至2010年末,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6%。在海外并购方面,1995年至20101,000万美元以上的中国企业对外并购案例600余个,央企占并购数量的1/3和并购金额的80%,是中国海外并购的绝对主体(见图10)。未来我国民营企业、非央企、非国企海外兼并收购增长速度也会加快,无论是在竞争力上还是在增长方面它们的表现都将更加突出。

二、国际经验与经典案例

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和德国,都是“走出去”的老牌国家,它们的经验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如图12所示,二战后至今,日本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初期属于经济复苏阶段,名义GDP高速增长,平均增速约15.8%,但并没有“走出去”。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步入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发达国家行列。这一阶段名义GDP平均增速为77%,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由于《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升值,日本向全世界输出资本。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企业赴美大规模收购房地产等各类资产,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日本在资产泡沫破灭后,国内经济长期低迷,名义GDP平均增速约0.1%,但ODI依然强劲。

 

8  2010年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分布

资料来源:CICC;汤姆森金融

日本企业“走出去”有其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部分日本企业只得低价抛售在美资产。日本在80年代进行的15桩规模最大的并购案中,只有4桩成功。例如,三菱集团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后不久,以半价卖给原主。其经验教训是,企业“走出去”对收益前景过于乐观,而对风险估计不足。此外,日本企业绝对服从观念和美国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产生的企业文化格格不入,并购后整合困难。 

虽然日本国内经济增长较慢,但它每年从海外能获得大量收益,也就是说日本的GDPGNP小,GNP是很强劲的。从海外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来看,日本还是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譬如三井物产用几十年的时间整合其投资的产业链,从采矿到运输到冶炼一直到金融期货等都做得比较好,从中可见其战略研究有多么超前和多么长期。另外日本企业“走出去”时不求控股,开始往往以少数股权投资的形式进入,然后在合作方出现困难的时候逐步扩大股权。

美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全球第一,存量和流量均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同时,他们非常重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开拓国际市场时不计短期利益,严格要求知识产权保护。德国的对外投资以发达国家和制造业为主要对象,多以自有资本为主,企业杠杆率比较低,投资项目控股程度高,70%以上投资为独资企业,大企业和大项目占绝对优势。在金融支持方面,美国、德国,包括日本在内,都会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国家层面的支持。

 

9  非金融类对外直投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CICC;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按照工商登记类型进行分类。国有企业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10  海外收购央企与非央企并购金额占比

资料来源:CICCDealogic

 

11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三阶段

资料来源:WINDCEICBloomberg、白益民《三井帝国在行动》、詹姆斯麦克莱恩《日本史》,中金公司战略研究部,张宗斌《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教训》

关于中国的经典案例中,相对成功的案例有联想、吉利和中联重科:联想收购IBMPC业务,虽然盈利不是特别高,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平稳的;吉利收购沃尔沃,虽是刚开始,但总体来讲第一步算是走出去了;中联重科在意大利收购混凝土设备,三一重工在欧洲收购一些设备厂,应当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有比较优势的,从财务上来看也还是不错的。教训的案例有中国平安、中铁建、上汽集团和中信泰富。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银行,时机不好,正好在危机以前,损失比较大;中铁建在沙特修轻轨,由于对工程困难和成本估计不足,咬着牙修下来了,亏损40亿人民币出头;上汽集团在韩国收购双龙汽车,工会对其形成阻力;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寻找资源,由于对成本估计不足,对当地国家法律环保要求和当地老百姓可能的诉求了解不清楚,预计20亿美元,现在已经投资70亿美元出头,将来可能继续追加一些投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企业“走出去”会面临诸多风险,包括宏观风险、政治风险、产业风险、微观风险、交易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后续风险等等。这里笔者主要想讨论一点对“走出去”拿资源的看法。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企业、公众舆论、业界及媒体都呼吁走出去获取资源,实际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可以再商榷和进一步提高。在海外投资,不管是买石油、铁矿石还是买农地种大豆等等,实际情况与我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以石油为例。假设在海外又发现了一个“大庆油田”,这与在国内发现几千万吨油田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海外资源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在哪儿开采,就要在最有效的市场把开采的资源卖掉。我们可以在海外通过投资资源赚钱,可以通过投资资源形成产能后增加全世界的供给,但在海外开采的油或资源是不是要拉回中国,完全取决于市场格局。在距离远的地方,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当地市场卖掉,而不是拉回中国。所以,即便是我们在海外发现一个“大庆”,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是会选择从中东往回运油,而在距离比较远的地方开采出来的油,即便是我们的份额油,还是会在当地出售,因为拉回来不合算。海外捕捞也是这样,远洋捕捞到的鱼也会在当地市场出售,不是要都运回来,因为保鲜以及运输都是有成本的,在某个半径以内可以运回来,在这个半径以外的都会在当地市场出售。

此外,不管是非洲、拉美、中亚还是我们的近邻,无论哪个国家,资源都是高度政治化、高度敏感的话题。如果大张旗鼓地说要去拿资源,那么这些国家的民众、媒体和政治家都会对这个问题高度敏感。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外国企业家在中国买了一块耕地、一块资源,中国的民众会是什么反应?所以,在涉及到与资源相关的“走出去”时,一方面我们需要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另一方面应当尽量遵守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遵守当地法律,减少或避免将高度政治的话题敏感化。

三、“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支持

当前,我国对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相关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ODI汇兑管理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取消ODI汇兑限制,实行登记管理,可兑换程度与FDI相当;国企、民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具体政策上,对于ODI事先允许前期费用先行汇出,事中则取消外汇来源审查和购付汇核准,企业只需办理外汇登记,同时允许国内企业以自有外汇资金、国内外汇贷款、人民币购汇或实物、无形资产、留存境外利润等多种方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事后加强对“走出去”的融资支持,允许境内母公司向境外企业放款,简化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等。

强制结售汇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在许多场合不断有朋友问,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这么多了,为什么中国还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其实,中国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强制结售汇制度通常被学界、媒体等使用,一般是指企业取得的外汇收入必须卖给国家指定的金融机构,使用时需经批准在国家指定金融机构购买的管理安排。实际上中国外汇管理官方文件和法律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大家都这么说也就约定俗成了。

有人说强制结售汇制度是1994年实行的,这样一说,好像之前管理还松一点。实际上,从1952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对外汇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从19781994年,虽然我们有了双轨制等政策,总体上外汇管制还是很严格。1994年之后,建立银行结售汇制度,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除外商投资企业外,其他企业出口收汇必须卖给银行,用汇时可以凭有效凭证到银行购汇。1996121日起,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1997114日,国务院修改《外汇管理条例》,明确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但仍要求企业外汇收入原则上须卖给银行。

2001年起国家逐渐放宽企业保留外汇收入限制,明确企业可以根据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外汇收入,并在2007年宣布取消强制结汇要求。2008年以修订《外汇管理条例》为标志,法规层面正式确立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取消。2009年以来,笔者到外汇局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法规清理,宣布废止和失效400余份文件。过去这六七年,尤其是2005年以后,从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可以看出,实际上是企业和居民在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时候,尽量早的卖出美元,而不是强制结售汇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外汇积累这么快也可以反证这一点。当然我们服务工作还是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改进的余地。

在服务配合企业“走出去”时,我国还可以充分利用多边开发平台,通过多边开发机构投资可以减少和降低一些问题的敏感性。当前,我国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搭建了一些平台,主要包括举办商业研讨会,推介多边开发银行(MDB)商业机会;承办MDB各类活动,为中国和亚洲、非洲、拉美企业搭建沟通平台;利用人民银行牵头的“利用多边开发银行促进对非洲、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工作协调机制”,在部委、金融机构、企业层面进行政策协调;利用我国与MDB的双边技术合作协定,支持我国咨询企业和专家“走出去”。

四、“走出去”应遵循的原则

综合以上分析,以下提出企业“走出去”应遵循的一些原则。

第一,企业“走出去”应该坚持市场化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将本求利。很多企业说现在满世界都是黄金,别的国家情况不好,东西都很便宜。当前就是缺乏资金,有了资金就什么都可以买回来。但是在市场条件下,企业没钱就意味着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资本金不够,而资产负债率和企业资本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衡量一个企业风险和信誉最主要的指标。我们总结日本、美国、德国的经验,凡是高资产负债率高杠杆在海外收购的项目风险都比较大,因为高杠杆时企业都比较乐观,对后续危险和今后现金流能不能覆盖资金成本没有很好的认识,这才敢用很高的杠杆。一旦收购以后、“走出去”以后,发生一些没有料想的情况,高杠杆就使得风险非常大。很多企业在海外经历过的艰难阶段,往往是由于对风险估计不够,对当地工会、文化冲突估计不够,另外就是面临巨大偿债压力,现金流出现问题。此外,企业“走出去”要强调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遵守游戏规则的形象,淡化政府色彩,避免外国设障、攻击,这样才能提高成功率。

第二,产权归属要清晰,责任明确,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谁决策,谁负责,谁承担风险,谁获得收益。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防范道德风险。部分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在海外投资时没有区分清楚产权主体,以给国家拿资源或者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为由,要求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的支持,包括降低换汇成本等。但任何一个走出去的决策,谁决策谁负责,产权主体必须清楚,这一点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走出去”项目应能承担合理融资成本,确保现金流覆盖资金成本。合理成本有利于筛选出优质项目,保证对外投资经济可持续,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有的企业认为,它们“走出去”是为国家拿资源,要求国家给予非常低的融资成本,甚至要求无成本融资。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融资是无成本的,那么很多人都可以做非常伟大的事情。我们企业在“走出去”时要充分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以及现金流如何安排的问题,以此来保证对外投资的可持续性,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保障流动性安全。

第四,保障资金安全与合理收益。安全第一,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

第五,要注意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公益事业、企业形象、教育培训、当地员工等问题。比如,“走出去”时我们对当地雇员的培训教育没有充分准备,习惯于我的工程我自己干。虽然中国工人吃苦耐劳、具有很好的专业精神,但“走出去”时不能不考虑如何将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有效地结合起来,因为每个国家在制定外资政策的时候都会考虑外资给当地创造了多少就业。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国家的政权发生变动,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有很多中国工人需要撤回来。

第六,要特别注意对外投资的安全问题。审慎评估地缘政治、政变、恐怖袭击、海盗及绑架等投资风险。

总的来说,我们现在正逢时机,在看到这个时机的同时也要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以平常心看待“走出去”。平常心就是不温不火,不慢不急,一个商业决策、一个稳健的经营,要把所有风险考虑到,以一个按部就班的速度,按照市场规律“走出去”。如果政策对口的话,我们会拥有一个比较长的战略机遇期,所以不能太着急,不能急功近利,一定要非常稳健的以平常心看待企业“走出去”。 

作者简介: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易纲,陈昕.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易纲著,译.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货币银行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易纲.中国的货币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易纲,张磊著,译.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国际金融[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易纲.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易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J].金融研究,2009(1).

[7]易纲.我国应对QE2的最佳选择是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J].中国外汇,2011(1).

[8]易纲.全面提升外汇监管和服务水平[J].中国金融,2010(5).

[9]易纲.国际金融危机三大启示[J]IT时代周刊,2011(Z1).

[10]易纲.把握当前有利时机外汇管理“稳中求进”[J].中国外汇2012(1).

 

太阳网精英论坛|六合论坛|六合彩心水| 免费心水|神鹰论坛|神鹰权威心水论坛|永久的免费论坛|永远免费论坛|六合高手论坛|永远免费的论坛|永久免费论坛|水果奶奶|利彩利民高手坛|曾道人利彩利民高手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