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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中国外贸政策调整

来源:《亚太经济》发布时间:2013/4/27 14:22:13

摘要:愈演愈烈的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风险。作为世界经济失衡最重要的两方,美国和中国的调整不但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至关重要,同时也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调整产生溢出效应。在当前背景下,中国的外贸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应逐步向进出口平衡的外贸发展战略转变,这不但可以为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做出贡献,同时也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外贸发展战略

进入新世纪后,愈演愈烈的全球经济失衡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大风险,这直接导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危机之后,各国逐渐意识到了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重要性,作为全球经济失衡最重要的两个当事国,美国和中国的政策调整对于全球经济意义重大。然而从美国来看,危机之后美国实行的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调整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负面“溢出效应”。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避免美国情形的发生,逐步推行进出口平衡的外贸发展战略,这不但可以为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做出贡献,同时也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原因

全球经济失衡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拉托(Rodrigo Rato)2005223日题为“纠正全球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提出的,其将“全球经济失衡”描述为“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因此,观察全球经济失衡涉及到两个重要的当事方,第一个重要的当事国就是美国,失衡对应的是美国经常账户持续恶化,对外净债务不断累积;第二个重要的当事方就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失衡对应的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常账户盈余不断扩大和大量美元储备的积累。

从历史上看全球经济不平衡并不是今天独有的现象,世界经济一直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向前发展,平衡与不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也许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常态。然而本轮失衡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但失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失衡累积的规模非常大。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还比较小,1982年经常项目开始出现逆差,最高时经常项目占GDP比例只为3.39%。在经过几年短暂的调整之后,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开始有所收窄,甚至在1991年再次出现经常项目盈余。不过这一趋势很快扭转,从1992年开始美国的经常项目再次迅速恶化,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开始一路下探,2006年已经达到最低点近-6%2007年开始缓慢回升,不过到2011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之比仍超过3.1%。从经常项目顺差方来看,中国在1993年以前经常项目顺差和逆差交替出现,且波动幅度较大,直到1994年,实施人民币汇率并轨之后才出现了持续的顺差。2007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占其GDP的比重最高曾超过10%,不过此后逐步下降至4%左右。日本和德国也是重要的经常项目顺差来源,最高峰时这两个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之比分别达到7.5%4.8%

 

1:主要国家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 2012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经济学家们给出了许多解释。其中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从货币经济层面与外部平衡的关系出发,如Dooley(20032004)从汇率制度方面的分析、Mckinnon(2005)等从美元本位方面的分析。具体而言,Dooley(2004)提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观点(也被称为DFG理论),认为亚洲的固定汇率区域作为新的外围国家,重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由于外围国家常采取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策略,通过低估汇率、资本管制等政策实现对中心国家(美国)的持续盈余,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McKinnon(2005、2007)则认为,由于当今世界是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间的商品贸易和资本流动主要以美元计价,这使得美国可以以本币形式向外国无限期借款以掩盖其相对较低的储蓄水平而无须“纠正”经常账户赤字。如果美元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的赤字不可能长达20多年之久。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则从货币霸权视角建立起失衡与危机的数理模型,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密切相关。黄晓龙(2007)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均衡性对全球经济失衡、流动性过剩以及货币危机的影响,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均衡性和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支配地位,促进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大类是从实体经济层面出发研究一国内部经济因素与外部平衡的关系。如Eichengreen(2005)Edwards(2005)、余永定(2006)等从储蓄投资差额角度出发,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美国存在巨大的储蓄缺口,中国等东亚这些外围国用其储蓄剩余为美国的储蓄缺口融资、支持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而造成,因此,中国与美国自身结构性因素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原因。Masaru(2005)从全球分工格局的角度对全球经济失衡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是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在东亚,日本、韩国、台湾将高技术密集型中间品运入中国和东盟国家,由这些国家的低技术工人进行组装,然后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东亚国家采取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与各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低估造成东亚国家经常项目盈余和美国经常项目的大量赤字。

此外,除了上述因素,其他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变量,也可能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比如基于不同国家的消费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差异。种种因素,不一而足。

二、全球经济失衡下美国的政策应对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也就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前提下,美国在经济上所采取的政策调整与那些贸易顺差国息息相关,尤其是对中国这个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美国金融动荡、经济减速和美联储持续降息的背景下,美元汇率自2007年来呈现加速贬值之势。伴随美联储2008年首轮及2010年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的实施,美元供给过剩和全球性通货膨胀问题进一步凸显。

美元贬值的背后是建立在美国贸易持续逆差基础上的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核心并不是类似中国的“保增长”,而是促进充分就业。自从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失业率一直高达10%左右,为促进就业,美联储采取了持续降息与实行两轮定量宽松政策,使得美元对欧元、日元、加元、澳元和人民币等主要货币的汇率出现全线下跌,美元贬值速度明显加快。进入2012年,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的失业率从去年12月份的8.5%下降至8.1%,创下3年来的最低水平,也是2009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的最低点。这一方面说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对控制失业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政策调整初见成效。因此,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并不是被动地削减开支、减少经常项目的赤字,相反,却是积极地以美元作为国际贸易最主要支付工具的便利,通过不断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证宏观经济的复苏。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直言不讳,“就业数据证明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已变得越来越强劲,国会不应该做任何可能令经济复苏变糟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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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义圣,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究方向:西方经济学;坚瑞,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管理系教师。研究方向:管理科学。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美国最主要的政策应对就是美元贬值。尽管美元贬值对美国本身而言就属于通货膨胀,但美国借助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导致其国内严重通货膨胀,相反,却通过成本推动、资金输入等方式对中国通货膨胀产生直接影响。当然,也不排除美国在未来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具体而言,首先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和国际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美元贬值导致几乎所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中国是能源进口大国及粮食消耗大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通过成本推动渠道对中国价格水平产生影响。其中原油价格在2008711日曾高达147.5美元/桶,至今仍维持在90美元/桶以上。黄金价格和铜价更是一路飙升,2011年上半年,纽约黄金期货价格由年初的1378.8美元/盎司持续上涨,5月下旬就突破1500美元/盎司,到六月底仍维持在1510.4美元/盎司;伦敦期铜价格在长达30多年内没有超过3300美元/吨水平,2006年却一度飙升超过8000美元/吨,2008年以来再次飙升,至今一直维持在9000美元/吨以上。美元贬值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尤为明显,例如2008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为9.2%,其中,中东欧国家、独联体国家及亚洲发展中国家分别为8.1%15.6%7.5%

其次,美国贬值可通过利率变动效应和资本流动效应推高中国的资产价格,进而向中国输入通货膨胀。长期以来美国保持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已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又接连出台降息政策,公开奉行弱势美元政策,放任美元自由贬值。目前美国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历史低区间,在其他新兴国家利率较高的前提下,一定会造成更多国际资本净流入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并加剧国际资本波动。

最后,美元贬值可通过外汇占款效应、人民币升值预期效应引起中国货币供给增加,从而推动国内物价上涨。截止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超过3.18万亿美元,比去年11月末的3.22万亿美元减少了近400亿美元,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29万亿)比重达到70%以上。

三、中国当前外贸政策调整的困境

据海关统计,201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642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5%,其中,外贸出口18986亿美元,增长20.3%;进口17434亿美元,增长24.9%;贸易顺差为1551亿美元,收窄14.5%。虽然这两年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明显放缓,但中国目前的贸易依存度仍高达50%,大大超过了日本这个所谓严重依赖外需的发达国家,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望尘莫及。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已经越来越依赖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持续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

在美元对欧元、日元和其他一些主要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当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制定人民币升值的时间表,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出口价格提高导致的出口减少进而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就业机会的减少。这从某种程度说明目前中国经济对于外需的依赖,或者说中国仍然强调以出口导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然而,这种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战略并不是可持续的。中国入世以来与几大贸易伙伴国频繁的贸易摩擦、尤其是对华反倾销的频频发生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作为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摩擦也越来越多,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正在从单方面的贸易领域上升到整个经济结构层面。在高度外向的发展战略下,为了维护在海外市场的利益,我们已经多次在对外经贸谈判中做出让步。如果今后还是这样退让妥协,在中国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处境将会更加脆弱。

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快速度,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GDP的增速并不协调,在当前原材料、能源价格不仅不降反而大幅上扬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出口优势已经力不从心,而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还会遇到资源、环境的瓶颈问题。贸易顺差扩大的过程,是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成果,也是中国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的过程。由许许多多从事低附加值生产出口加工企业构建的“世界工厂”,实际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模式”的道路,这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构建“绿色经济”、发展“生态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企业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公司转变,从过去单纯寻求商品市场,转向寻求资源和资本市场,真正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未来如果继续以出口作为拉动经济的引擎,将很难实现经济的大幅持续增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政府积极介入经济的烙印。从各个地方政府热情地招商引资到国有经济控制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我们始终可以看到政府作为经济参与者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国家经济”特色使得经济增长很难依靠广大民众不断增加的国内消费来维持。同时,中国投资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更加暴露出中国产业发展中的种种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核心技术和品牌、产业发展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等等。因此,在中国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存在种种问题的情况下,出口仍然是保证增长所倚重的对象,这也突出了中国外贸政策调整的重要性。

四、中国外贸政策调整的战略取向

当前中国的外贸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即内外失衡同时并存:从国内环境来看,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面临新的挑战与变化;从国际环境来看,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贸易、投资相对放缓,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面临世界经济正步入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周期,中国迫切需要从战略上谋划对外贸易的长远发展,这就有必要对中国原有的外贸发展战略体系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如果以出带动经济增长的外贸战略已经无法持续的话,接下来的外贸战略调整可供选择的路径无非是减少出口的比重、增加进口的比重;或者是保持出口增长态势的同时加快进口增长的比重。前者可以理解为进口依赖型外贸战略,后者可以定义为进出口平衡发展战略。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全国商务工作会议部署,2011年中国外贸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快实施转型战略,强调出口与进口并重。由此可见,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转型已进入决策层视野,并取得了基本共识。

然而,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现有研究成果虽然从不同角度和方******述了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转型的必然趋势,但尚未有学者系统分析新时期、新背景下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转型的总体思路与具体路径,也未有研究能将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转型结合起来,系统论证中国实施“外贸平衡”战略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我们认为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建立灵活、有效、预见性强的进出口调控体系,逐步实现趋于平衡的外贸发展战略。从治标的角度看,近期应通过扩大进口而不是压缩出口来缓和贸易顺差,特别要完善税收、信贷、配额等措施,尽快将积累的进口潜能充分释放出来。从治本的角度看,要充分利用顺差较大的好时机,在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做出具体计划。

第一,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不断升级。加快完善“有促有限”的出口调节政策,进一步规范和健全出口促进体系,禁止地方擅自出台出口奖励政策,并通过税收、信贷等政策调节出口增速。对技术含量太低、国际市场份额过高、价格明显不合理的出口商品,应及时下调出口退税率;对资源消耗多、污染严重的产品,应考虑加征出口关税、资源税、环境税。

第二,促进中国进口贸易结构的升级,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需要,适当扩大进口规模。调整“重出轻进、奖出限入”的政策取向,综合运用减免关税和增值税、开展进口信贷和进口信用保险等措施,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择机增加重要资源和战略物质的进口和储备。对国内供求缺口较大的商品,适当放松进口关税配额的限制,而对高档化妆品、珠宝、首饰等国内需求较大的商品,应通过降低关税和消费税等办法扩大进口。

第三,促进中国加工贸易结构的升级。按照有支持、有抑制、有退出的原则优化加工贸易结构,对IT、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应重点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通过技术转移、委托或联合开发、产业联盟等形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对纺织、轻工、家电等具备较强竞争实力的产业,应通过取消优惠政策、提高进入门槛等途径适当控制加工贸易发展;对钢铁、电解铝等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的加工贸易,要继续严格控制和审批。下一步,应逐步改变税收政策明显有利于加工贸易的现状,促使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变,避免企业通过“国货复进口”等办法变相搞加工贸易。

第四,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适当控制外资通过中国转移出口。应动态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鼓励类外资范围适当缩小一些,增设“允许类”外资目录,对高能耗、高污染的外资项目,要严格准入制度。尽快取消将出口占产品销售额70%以上限制类项目视为鼓励类的规定。建议加快修改相关税法,对国内产能明显过剩、外资出口比重大的行业,率先实行两税并轨试点,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全部实行15%的税率,而不只限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对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投资,内外资企业一律实行15%的税率,而不只限于外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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